《槽边往事》---比特海日志

作者：吴澧
来源：吾讲斯美

　　今年，是苏联垮台十五周年。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后，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翌日，最高苏维埃（相当于我国人大）宣布自我撤销，苏联正式解体。世界上第一个在暴力中诞生的舌惠主义国家就此消亡。在此之前，苏共已被强行解散。

　　为这一事件所震动，今年夏天，我党发行了一套八集电视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每个党员都要观看。有趣的是，该片对苏共垮台中的我党两大巨型贡献一声不吭，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贡献之一是老毛在六十年代将苏共作为修正主义来反，导致舌惠主义阵营大分裂，严重损害了苏共的国际威信。可是兄弟竖起耳朵，八集看完，“修正主义”和“反修”两词，居然一次都没听到。贡献之二是老邓在八十年代和美国、巴基斯坦结成“反苏神圣同盟”，美国出钱，中国出枪，巴基斯坦提供后勤，全力支援阿富汗游击队抵抗苏军，沉重打击了苏联的国力。但《危》片只是简单提到苏联出兵阿富汗，“这场战争，长达十年，损兵五万，耗资数百亿美元，给无数家庭带来痛苦，成为苏联流血的伤口”，我党在这伤口撒的盐，则对不起，通忘记了。咱们的伟光正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谦虚？

　　正在学习这套党建大片时，一位同事的父亲病了。是在老家看还是来北京，走医院后门啊，送医生红包啊，想起来就烦。本人说干脆去美国吧，了不起一张飞机票。保险当然是没有的，只能送教会医院。正好那天是一位纽约名医的奉献时间，他肚子一模就说立即进手术室。开出来看，胆囊即将穿孔。在国内不敢看病，老人家到快熬不住了才告诉女儿，差点耽误了。一天后出院，老人家精神挺不错的，说美国好啊，看病不要钱，还不缝针，贴的是胶布。兄弟我开车，见父女俩向医院挥手，感谢美国教徒的善心，突然脑袋里亮了个灯泡：如果苏共学了教会，那该怎么样？

　　想当年，苏共第一代领道斯大林过世后，经过第二代领道马林科夫的改革，第三代领道赫鲁晓夫的与美国修好，到第四代领道勃列日涅夫的时代，苏联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盛世。当时苏联在国际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是公认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联不但核弹头数量超过美国；而且建立了强大的远洋海军，开始挑战美国的海上霸权；在太空，苏联的空间站技术也领先美国。苏联国内，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物质条件持续改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但是，与此同时，掌握国家垄断权力的公仆阶级通过种种不法手段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贫富差距在扩大，社会矛盾在积累，群体事件在增加。当时最集中的问题，则是普通劳动人民遭遇了看病难、上学难和住房难这新的“三座大山”。

　　恰恰是在这三方面，教会有着长期的经验。为贫病无归的老人提供栖身之所，德蕾莎修女是著名例子，人们都知道，这里不赘述。其实，德蕾莎嬷嬷只是世界各地做着类似善事的无数修女中的一名。

　　前几天见到报导，说是全国各地有无数打着“协和”名号的医院。冒充者大概不会知道，“协和”之名，本是指不同教派的合作；以医术和仁心著称的北京协和医院，最早是几个教派合办的医院。冒充者实际上是借光教会医院所秉承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１１月２２日的《中国青年报》有篇特稿《协和往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章只字不提协和医院的教会渊源。

　　１０月里逝世的王光美，一到解放区，立即以她那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风度，引得我党某位主要领道人天天上门，天天催她入党，要为娶她扫清组织障碍。王光美至今仍要算领道人夫人里最上得了台面的。当然，新花社妓者所写的悼念报导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决不会告诉你，王女士所读的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

　　苏联人民当时对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意见极大。据说这是旅美经济学博士的建议，部份理由是美国私立大学办得很成功，哈佛那样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的。但是博士显然忽略了这一现象的宗教维度。私立大学不等于私人创立的大学。美国的私立大学，８０％曾经是或现在仍是教会大学。哈佛建校的初衷，是为新大陆培养牧师，单靠从英国旧世界输入，不能满足移民们的需要。校内竖着他的铜像的约翰·哈佛，本人就是牧师。当年新英格兰基督徒慷慨解囊支持这所学校，就是因为这里的学生是他们将来的精神导师。

　　美国学生人数最多的教会大学，芝加哥郊外的德·保罗大学，规定新生的４０％必须来自从未出过大学生的家庭。这类家庭往往有经济困难，而德·保罗大学之所以能坚持这样做，是因为背后有着教团财产和教徒捐款的支持。美国很多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大学，并不搞什么“产业化”，甚至宁愿降低一些学术标准，它们的办学宗旨是为下层贫民子弟提供一条进入社会高层的上升通道，更高的目标则是推进社会平等。

　　理解了美国私立大学的宗教成份，如果苏共真要吸取它们的经验，更平行的借鉴不是“教育产业化”，而是把一部份党校转为非国立大学，用党费资助下层寒门子弟（特别是农民子弟）读大学，并从其中选拔一批有文化有道德、知晓民间疾苦的后备干部。

　　只是苏共看来从未思考过这类问题。

　　党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思危》这部电视片哀叹道：“８·１９〔政变〕事件以失败告终。苏共冲央在戈尔巴乔夫的逼迫下自行解散。苏共的４２２８座办公大楼、１８０个社会政治中心、１６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都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早知如此，当年苏共领道人姿意享用国库的同时，何不把已是天文数字的党费积累拿点出来，向教会学习，把那些设施改造一下，办穷人医院，办穷人学院，办穷人收留院？

　　象苏共这样领导一切、统治一切，将一切好事归功于自己的伟光正党，必然收获辩证法的另一面：人们必然将一切坏事也归罪于党。但是，如果真能让下层民众亲身体验到，苏共确实拿出自己的钱为他们办了一点好事，情势又何至于发展到如《危》片讲的，“一个有着将近两千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七十四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冲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空菜党时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苏共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仪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

　　如果党库与国库早已分离，别人就失去了将所有党产收归国有的理由。真能如此，１９９３年俄共重建之后，又何至于开会没钱租场地，要钻废仓库，代表们冻得发抖。那些穷人学院，里面的礼堂，凭着老关系，总能借用一次吧？不过，那些代表，或许是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真诚，仍有值得尊敬之处。

　　苏共垮台的原因，《危》片一会儿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出卖；一会儿说是西方的和平演变；一会儿又说是苏共内部的腐败——“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当苏共已被自己的毒瘤腐化变质的时候，它自己就被人民所唾弃”。内因外因，到底什么原因，还是让编剧本的御用秀才去烟酒烟酒吧。老百姓不懂大道理，关心的还是看病难、上学难和住房难。

　　天下没有千年铁桶江山，但教会历经变故，延续了两千年，道理何在？

　　其实，公正地讲，某些事情上，苏共还是学过教会的。从前欧洲军队有随军牧师，为垂死士兵作弥撤，或主持葬礼。十月革命后，士兵苏维埃驱逐了牧师，以党务工作者代之，这就是“政委”一职的来历。后来老毛在《井岗山的斗争》一文中总结经验，说是“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老毛写这些话时，大概不会知道，他的中国旧军队所没有的新法宝，竟是从西方的随军牧师演变而来。

　　圣诞临近，亿众庆贺。值此信徒的节日，无神论者如我等，或许也可以想想宗教世界的经验。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