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两译本的晦与显

且听枫吟等朋友一直在问《宽容》的哪个译本好一些,这里是一篇《南方周末》上的文章,间接讲了这个问题。

《宽容》两译本的晦与显
作者:胡温辉

《宽容》最早的中译本

在近30年的思想启蒙史上,三联书店占据了出版方面的中心地位;而在三联的文化星座中,《宽容》几乎是最耀目的明星。仅从现时市面上指不胜屈的《宽容》版本,就可见三联版《宽容》当年一纸风行的回响,也可见《宽容》在当代中国精神世界不息的魅影了。

然而极少有人提及,《宽容》最早的中译本,并非1985年的三联版,而是1936年的商务版。

我也只是偶然发现这一“出版史上的失踪者”的。有一次,在旧书市场买到一本1950年代油印的《中山大学图书馆(第二书库)中文图书目录》,著录的全都是民国版书籍,翻到有一本房龙的《思想解放史话》,当时心中一动——那就是《宽容》吧?后来设法在国家图书馆复印了一本,到手一翻,果不其然!

此书据1925年初版翻译,译者说明:“本书原名‘人类的解放’(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副题为‘人类争求思想权的奋斗故事’ (The Story of Man’s Struggle for the Right to Think),译者为显示本书题旨,爰更名为‘思想解放史话’。……著者所表彰的唯一观念便是‘宽容’(toleration),而西方人士所以能使‘宽容’被公认为人类最高德行之一而大体得享受思想自由者,便是千数百年中无数先知先觉冒生死,犯锋刃,舍身奋斗的结果。我们翻开本书,几乎每页都可见到鲜红的血迹。”这比三联版的后记更得要领。此外,正文前有一幅插图,附有息马克斯(Symmachus)的名言:“为什么我们不应大家和平相处呢?我们仰视同样的星辰,我们是同一个行星上面的同行过客,我们住于同一个天底下。各个人努力发现最高的真理,依循哪一条路道,有何关系呢?人生之谜是太大了,不能只由一途以求解答。”这段有意味的话,是三联版所没有的。

房龙的著作在民国时已相当风行,但奇怪的是,这个《宽容》的民国译本,看来却声光黯淡。这跟三联版独领一代风骚的盛况,形成强烈的对照。

当然,真正奇怪的,其实并非民国版《思想解放史话》的被遗忘,而是三联版《宽容》的被垂青。同样的一本书,为什么在民国时灰头土脸,而迟至1980年代倒大放异彩?一本通俗读物,一本陈旧的通俗读物,一本翻译过来的陈旧的通俗读物,为什么能成为思想启蒙的标志?

再仔细想来,也不足异。《思想解放史话》所在的年代,胡适可以批评孙中山,鲁迅可以讥讽国民党,吴晗可以影射蒋介石,鼓吹思想自由的书更是所在多有,《史话》置诸其间,自然不算特别起眼;相反,《宽容》所在的年代,经过了数十年政治运动的风刀霜剑,知识界乍暖还寒,对遇罗锦被枪决、张志新被割喉还记忆犹新,一本不厚重也不专业的《宽容》,遂如空谷中的足音,如荒漠中的甘泉了。在思想本来就解放的时代,“思想解放”的呼声也就平淡无奇,轻易就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只有在思想仍不宽容的时代,“宽容”的口号才会如石击水,产生巨大的思想波动。因此,《宽容》两个译本的晦与显,恰好跟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浮与沉形成背反,留下一个思想史的倒影。

胡适早年在留学日记中说过:“人皆知美为自由之国,而俄为不自由之国,而不知美为最不爱自由之国,而俄为最爱自由之国也。美之人已得自由,故其人安之若素,不复知自由代价之贵矣。俄之人惟未得自由,而欲求得之,不惜杀身流血,放斥囚拘以求之,其自由而宝贵之,不亦宜乎?”如果说,俄国人比美国人更爱自由,那么也可以说,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比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渴望宽容。我们最渴求的,正是我们最缺少的。

《史话》的译者为宋桂煌,他在民国时另译有伯里的《思想自由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有新版),与《史话》可谓异曲同工。但这位译人及其译作,以后都甚寂寞。我从网上检索,仅知他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学英文系,曾任上海《时与潮》、《时事评论》编辑,1949年后历任上海吴淞中学教师、上海教育局研究室英语教学研究员、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室编辑,如此而已。

跟《宽容》相近的两本书

跟《宽容》性质接近的书,有两种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一是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三联书店,1986),也是名家的热门之作;一是斯迈尔斯的《信仰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但似乎乏人问津。

《宽容》讨论思想自由,几乎等于是讨论信仰自由;或者说,它是在欧洲基督教史的背景下探讨自由问题的。因为在西方的思想语境中,自由与信仰实不可分,一部西方思想自由史,必然也是一部宗教斗争史。故不仅《宽容》如此,《思想自由史》如此,《信仰的力量》和《异端的权利》也是如此。

不同的是,《信仰的力量》是关于十七八世纪法国官方教会(天主教)迫害新教教徒(胡格诺派)的故事,而《异端的权利》则是关于日内瓦新教(加尔文)迫害信仰异端(塞维特斯、卡斯特利奥)的故事。——仅仅是将这两本书放在一处,将两个迫害的故事放在一处,意蕴就已自然而生:在胡格诺时代,新教是异端,是受迫害者;但到了加尔文时代,新教也自居真理的化身,又成为新的迫害者了。这就正如波兰人在俄国人面前是受害者,但在犹太人面前就成了施害者……迫害,始终没有改变,对信仰和思想的迫害始终没有改变,只是迫害者和受迫害者的身份改变了,只是原来的受迫害者摇身一变,也成了迫害者!也许,这是人类自由史上最令人黯然伤神的轮回了。

对于这种思想迫害的轮回,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已痛加针贬:“1554年的加尔文,很可能会把写出卡斯特利奥行将摘录的那些话的加尔文送上火刑。因为在《原理》中加尔文曾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一旦他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人道的要求。”后来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也指出:“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忍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我们自己的历史又怎样呢?鲁迅在1920年代曾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辛亥革命后那些变成了主子的奴隶,跟宗教改革后那些变成了迫害者的受迫害者,岂不是一丘之貉吗?

由思想的自由史和迫害史,由茨威格和胡适的论述,我有一点引申的感想:捍卫自己的信念是难得的,但容忍别人的信念更为难得;力争一己权利的勇气是罕有的,但承认异己权利的气量更为罕有;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是可贵的,但强者对弱者的宽容更为可贵。权力是自由精神的试金石,是检验自由的最终标准—在无权力者争取自己的“积极自由”的时候,自由未必就是自由,那可能只是权力的伪装而已;只有在当权者可以容忍别人的“消极自由”的时候,自由才能挣脱权力的死结,而接近真正的自由。

一句话,对自由的争取固然重要,但对自由的容忍更为重要。这,应当就是胡适所谓“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宽容》两译本的晦与显》上有1条评论

  1. 好封面!想来宽容的确是人类能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点,越是成熟的文化,理性的心态,就越能向宽容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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