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to

在古罗马的共和时代,公元前494年之后,任何罗马官吏针对平民下达一道命令,或者是由罗马贵族组成的元老院试图通过一条针对平民的法律,只需要一声“Veto”响起,命令就被中止,法律就被废除。Veto是拉丁文,意思是“我禁止/我反对”,说这话的人叫做“保民官”(Tribuni)。

设置保民官,目的是抑制罗马贵族的倨傲,保护平民。这是古罗马政治制度中极为精巧的设置,贵族组成统治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目的是用属于精英阶层的贵族抑制民众成为暴民的一贯倾向。但是,元老院和它任命的官吏却至于保民官的否决权之下。于是两边都处于一种平衡之中,平民不会洗劫贵族的宅邸,贵族也无法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财富肆意欺压平民。由此,才有所谓“良法生良民”的罗马兴盛秘诀。很难想象,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法律还有什么存在的可能。

无论是杭州文二西路飚车案,还是巴东县邓玉娇案,都是平民利益被践踏的典型事件。民众清楚的知道,现在并无任何措施可以有效的抑制官员和豪强的倨傲。所以事后无论提交任何证言证词,没有人会去相信那是真的。而舆论在这种时候出来,部分充当了保民官的角色。它的作用其实也非常有限,仅能在一定时间内维持公众对社会事件的关注,但是对于结局却无法把握。

当人们陷入法律的技术性分析,争辩究竟是谋杀、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这些概念的时候,在讨论事件究竟是强奸还是口角这些定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在讨论龟毛的分类和兔角的型号。坦率的说,在我看来,权贵用钱去抽一个人脸的时候,就已经是死罪了。这是对平民尊严有恃无恐的践踏,有这样的念头和这样的行为,这本身就是死罪。所以,对于邓玉娇自己而言,她并非受害者,而是一个裁决者和执行者。邓玉娇之于邓贵大,就像专诸之于王僚,聂政之与韩傀,要离之于庆忌,唐雎之于嬴政。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当平民面对权贵不受限制的倨傲,就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是否发生强奸的事实,以及随后的司法程序,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在邓玉娇的层面,事情早已经结束了。作为她自己的法官,她自己的执行人,邓玉娇给出了合理而公平的裁决,做出了应有的惩处。如果把邓玉娇作为受害者,那么之后的讨论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而已。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舆论再次点燃,然后再次关注,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发生另一件李玉娇、张玉娇。而如果把邓玉娇作为裁决者,承认她的个人判例有效,从这里出发去讨论法律,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因此这时候她就是保民官,她说出了那句“Veto”。

只要她没有被判一命抵一命,那么她的个人裁决就始终有效。新的平衡得以建立,一方的倨傲不得不自我收敛,另一方的委屈贬抑稍稍得到释放,生活因而多少能变得平静一些。

Veto》上有4条评论

  1. 可是5.7案的头两天,主流网络媒体的集体失语,让我深感失望,怀疑它们能否担当“保民官”的重任。

  2. @ronliu “可是5.7案的头两天,主流网络媒体的集体失语,让我深感失望,怀疑它们能否担当“保民官”的重任。” 这个还用怀疑?这个不用怀疑了……

  3. 1、在具体的个案中,邓贵大与邓玉娇象征着权贵与平民吗?这样的强行的角色(除非是刑法具体罪名中对犯罪主体有特定要求)带入,是否将立法与司法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混淆了?按照这个逻辑,任何的公务员(权力机构的办事员)都无法作为个体出现在社会生活(请注意,不是政治生活)领域。我个人没有仔细看过古罗马时代的书籍,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常识角度有些怀疑。
    2、邓玉娇发出veto的声音,自己制定法律(这一点我很有疑问,veto仅仅具有否决的权利,还是具有设权的权力?),自己充当审判者,自己充当执行者。在当今社会有三个问题:对于邓贵大的事后立法(法律溯及了既往,如果说是始终存在的自然法);对于邓贵大的审判是当事人一方自己做出的(缺少居中裁判的第三方);鼓励同态复仇(辱我者,我必杀之)。
    3、仅仅是对于博主阐述的不理解,与邓玉娇案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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