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4月13日推出《评论周刊》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
■秦晖

都市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让他们在城市住下来,最终融入城市?在民主时代,或者允许贫民“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成为两种基本选择,而普遍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尽管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识是: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

真问题并非“贫民窟”而是拆毁“贫民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就应该解释,这些人没有住在贫民窟,那住在哪呢?所有讲奇迹的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是不是在城市买了商品房呢?估计很少。是不是住进了国家提供的福利房呢?好像也没听说过。是不是他们自己盖了一些棚户呢?好像也没有。那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上了天还是入了地?

现在某些人批评贫民窟,已经很少再说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了,因为这些国家的贫民区,至少在建筑景观上都是很漂亮的,而棚户式的贫民窟,大概只能在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于是,这些人就说,你看印度的贫民窟多糟糕、拉美的贫民窟多糟糕,而且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这些人关于资本主义造成贫民窟的理论,在19世纪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严厉批评过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道: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

换言之,“贫民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现代”真正特殊的问题是: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无法维持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城市主城区的地价飙升,于是很多人盯住了这一块地皮,认为在这一块地皮上盖低档住房很不合算,千方百计要把城市中心区的穷人赶走,然后盖一系列豪华的建筑。恩格斯说,这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问题。对此,我们不妨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首都巴黎做个案例考察。

法国的奥斯曼“大拆迁”

在没有迁徙自由的中世纪,巴黎是没有“贫民窟”的。法国大革命后国民有了迁徙自由,迁入巴黎的“进城农民”大增。尤其是复辟时期、七月王朝与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化加快,城市也加速扩张。1800-1860年间,巴黎人口从58万增至170万,即三倍于前。贫寒的新移民见缝插针,在昔日的峨峨“皇都”里“私搭乱建”,加上适应贫寒租户需求的廉租私房大量出现。于是在市内的西、北、东三面都出现了“贫民窟”。这些街区不仅不“雅观”,而且使与之为邻的达官贵人感到不舒服。加之自大革命起在“无套裤汉”的抗争遗风之下,贫民区被视为“起义”的渊薮。尽管激进思想并非发源于贫民区,但在某些人看来,从1789到1848年,“捣乱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竖起街垒路障,而狭窄的街巷使镇压者的大炮难以到达。所以,统治者对这些“贫民窟”深感头疼。但在革命后“民权”的保护下他们无可奈何。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1852年拿破仑三世颠覆共和、恢复帝制后,政治出现专制化趋势,民权被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皇帝实行“警长治城”,于1853年将其心腹、巴黎警察局长奥斯曼伯爵升为塞纳省省长和巴黎市长,授命他清理贫民区。

奥斯曼权势巨大,他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荫大道”。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在此期间,第二帝国通过提高税收投入了巨资,为打造奥斯曼的“新巴黎”花了25亿法郎,而这个时期国家每年财政总支出不过14亿-23亿法郎。奥斯曼以其对民权的蔑视而被称为“凯旋了的万代主义”。

奥斯曼不仅手段强硬,而且生财有道,他使用政府的暴力帮助开发商赶走贫民,规定开发商建造的豪华“新巴黎”房产由投资者特许经营,并以政府的垄断权力保证他们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并得到足以诱人的利润,但特许期满后房产必须归政府所有。于是政商合作发财,帝国基建-财政部门的不少官员借之也大捞一把。而被驱赶的穷人所得补偿很少,奥斯曼的改造对他们完全是一场灾难。

奥斯曼之后的“自由拆迁时代”

不过,奥斯曼现象不仅是在民主国家中很少见到,即使在法国,也就是那二十年的一个特殊现象。奥斯曼以后,巴黎的城市改造仍然在进行,但它的原则以及相应造成的城市风貌,就和奥斯曼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共和民主时期,城市改造基本上遵循两条原则:商业性拆迁,遵循自由交易原则;公益性拆迁,遵循民主决策原则。

所谓民主决策,是指一个项目如果是公益性质的,那么首先要通过民主程序来确定,要经过议会讨论、舆论论证等等,最终达成共识,建还是不建。如果建,那么第二个程序就是自由交易的尝试,尽管是公益项目,能够做自由交易也要尽量做自由交易。如果在第二个程序遇到问题,有人漫天要价,怎么办?那有第三个程序,就是由中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来财产评估。如果这个评估的价格,拆迁户仍然不能接受,仍然是漫天叫价,那怎么办呢?第四个程序就是要有替代方案的论证。如果替代方案论证也认为不行,公益必须要这个地方,那么在走完这些程序以后,可以实行国家最终定价,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来给予拆迁补偿。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不是哪个领导一拍脑瓜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奥斯曼以后的巴黎城市拆迁和改造更加重视贫民的权利,一方面,政府不能强行驱赶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责任要为穷人提供服务。这是民主国家的两个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受限制,责任越来越可问责,也就是说,政府想做就能做的事越来越少,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事越来越多。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帮助穷人。这就涉及到贫民区、简陋住房的改造问题。这些相关问题等我介绍完另外几个国家的贫民窟情况后,再作介绍。

南非索韦托:隔离型贫民窟

南非的一些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前是很漂亮、很安静、很整洁、治安也很好的,但前提是不准黑人进来。可是,白人又需要黑人给他们打工,又不想给他们提供福利房,怎么办?南非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城郊划一大片地方,让黑人自己在那里盖房,这就是索韦托贫民窟的来历。到1980年,索韦托已经发展到160万人口,比约翰内斯堡主城区的人口还要多。这两个地方紧挨着,但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约翰内斯堡是天堂,那索韦托就是地狱。
索韦托可以说是黑人的伤心地,但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到索韦托不再是地狱,而约翰内斯堡也不再是天堂,黑人开始大量地移居约翰内斯堡,开始盖起一些不是太漂亮的房子。

虽然现在很多人对于这种状况不满,但在索韦托也可以看到很乐观的景象。因为索韦托的房子虽然还是不怎么样,但已比上世纪60年代好很多了,而且索韦托的公共设施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索韦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地有一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就会出现大量的人涌到这个公共汽车站坐车回家过年。不过,这种景观和中国似曾相识又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那些回家过年的人,基本上是跨国的外籍劳工。因为南非本国的黑人劳工,一般来讲都是全家住在一起,尽管索韦托的条件不是很好,但至少他们是可以在那里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就不存在回家过年的问题。

尽管现在的约翰内斯堡变得比以前脏乱差了,治安也比以前糟糕了,但人们普遍还是认为现在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有一个曼德拉广场,就是为了纪念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给他们带来的进步。当然,南非现在面临的问题也还有很多,但南非人绝不会用恢复种族隔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今日第三世界都市的贫民窟

(1)印度贫民窟的来历

在殖民时代,由于英国人的“城管”相对较严,尽管当时的印度农民远比现在更贫困,但印度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并不多。独立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对穷人迁徙限制放宽,大城市不可能“贫民与狗不得入内”,于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加速。

同时,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政治上不仅搞民主而且承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经济上却实行“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被当时苏联定义为“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种体制虽然也号称民主社会主义,然而却不是学瑞典搞福利国家、二次分配,而是学苏联以国家财政投资搞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经济”,这样一来,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便严重不足。名义上尽管国家对公民的教育与卫生承担责任,但实际上除了左派执政的一些邦外,那时印度多数邦中的乡村公立医疗与教育网点量少、质差、经费缺,而大城市里对穷人的保障就要好些,虽没有发达国家那种住房福利,教育、卫生条件还是远比农村强。在迁徙自由状态下,这更加速了乡村中最穷的那部分居民迁入城市。

而另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也导致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难以做到充分就业,进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难以脱贫。尽管他们并不比进城以前更穷,但在现代化大城市中,他们的棚户区的确触目惊心。这些因素的综合,便使得印度在独立后的几十年内都市贫民窟大为扩张。

(2)拉美贫民窟现象:开发商给穷人让路

中国人到拉美,往往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可思议,比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而房地产商往往在一些条件很差的地方,比如50多度的陡坡,搞商品房开发。于是中国人很惊奇,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圈呢?拉美的开发商会瞪眼睛回答,你们真是有本事啊,怎么能够把他们搞走?

其实,拉美的城市周围也有圈地运动,可这不是政府圈老百姓的地,而是老百姓圈政府的地:一帮进城农民,进城后要找地方盖房子,于是找一块政府公地拉起一道铁丝网,自己盖起了房子,政府说这是违章建筑,但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支持他们的,折腾了半天,政府也就说,算了算了。比如BOSCO合作社区就是这样的,百姓征了官家的地。

我觉得拉美的贫民窟,有一点比美国好,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要比美国强,他们往往有的是从农村整村地往城里迁,保持了农村里原有的人际关系,社交活动也比较多,像我看到的BOSCO,他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盖了一些房子,都是二居室的,很简陋。他们是穷人,而且进城的年限不过是五年十年,基本上是来自山区的印第安人。但是这些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土地是圈来的,也没有开发商的利润,基本上是自己合作盖房,成本就是建筑材料,据说这样一套房子才2000多美元。

民主福利国家的贫民区改造

前面提到,在奥斯曼时代,巴黎虽然大拆大建,建立了很多豪华建筑,但基本上没给穷人盖什么房子。但到了民主共和时期,这种现象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二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法国先是在巴黎周边贫民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伊夫里、苏瓦希、楠泰尔等地,建立了以高层廉租为特征的第二代福利房。这种福利房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给穷人盖的房子还是不够好,建筑密度太高、绿地太少、居住太拥挤,人们在里面缺少自尊心。在这种批评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开始大量兴建所谓第三代福利房,也就是以低楼层、低建筑密度,绿地和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街区为主。

那么,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全社会盖的,而不是像我国那种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第二就是它的分配标准,唯一的分配条件就是贫困(低收入)。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左派掌权的福利国家,有右派掌权的自由放任国家,福利房覆盖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富的人开始覆盖的。

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制度

由政府房政部门兴建,以贫困(低收入)为唯一分配条件。此种制度在西方普遍,在剧变前一些东欧国家也有。但我国从未有过。国共鼎革初,政府曾把一些没收房交由房政部门安置社会贫民,但从未新建此种住房。此后用房政经费维修旧房且远不足。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按“负福利”原则实行“单位分配制”: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住房差(往往无房)。在单位内部同样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房待遇”更高;官小工资低,“住房待遇”更低。而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后来我们搞住房改革“取消福利房”,其实是把过去的“特权房”予以变现、赎买。真正的“福利房”制度,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现在也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新建一套前所未有的福利房制度。
不要让中国农民再做“两栖人”

中国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中印工业化进程都导致大量农民进城,但不同的是:印度农民往往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占地搭建简易住房,形成为人诟病的“贫民窟”。但是这些新移民相对易于在城市建立家庭生活,同时形成社会保障压力。而中国农民没有地权,不可能卖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内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中国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

我记得重庆有个官员说过,重庆“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原因是中国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你们印度人喜欢全家进城。恰恰就在这个城市,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长远下去会怎样?别的社会问题且不论,请看奇文《亲子鉴定与文化问题》: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680例鉴定为非亲子,比率达22.6%。而其中农村例子中非亲子率更是“有点惊人”,高达将近50%!今后我们的社会基础、文明基础、人伦基础会如何变化?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非常多,我觉得,重庆最近搞的城乡统筹改革非常之有意义,我也希望重庆的城市化能开创一个新的模式。我要讲的是,重庆的城市化如果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社区,我不会批评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免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政府有足够的理解。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又多出几百万的两栖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比有贫民社区更严重了,尤其是现在的农民工子弟发展到第二代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第一代还可以说他们是两栖人,第二代还让他们当两栖人吗?

现代城市新移民的问题,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方式是应该避免的,老实说,像索韦托那样的方式,很多人就认为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认为,索韦托毕竟还是给了黑人一个在城市里成家立业的条件,我们现在不能给他们提供廉租房,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在城市里自己盖起类似棚户区,而且我们还要整顿城中村。现在整顿城中村,大家讨论的都是如何给城中村原来的户籍人口以更多的补偿,拆迁补偿往往都是给房主的补偿,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不考虑租户的利益。其实城中村的改造,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租户都去了哪里?这些租住城中村的农民工去了哪里?

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或者给他自由,或者给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给。二者都不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负作用很大。中国最应该警惕的不是什么拉美化,中国怎么会拉美化?中国现在正在奥斯曼化,怎么防止这个现象,这是大家要考虑的。

美国战痕累累的经济

◎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有人说在即将来临的美国选举中有两大议题,就是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当伊拉克战事比预料的要好而经济要差的时候,经济问题就掩盖了战争问题,但是这两个哪一个也不好。在某些意义上,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伊拉克战争。这一战争加剧了美国经济问题。当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生病的时候,而且病得不轻,整个世界都遭殃。

人们以往认为战争有利于经济。毕竟,很多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全球经济摆脱了大萧条。但是,我们至少从凯恩斯时代以来知道如何更为有效地刺激经济,而且其方法也提高了长期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

这一场战争会对经济不利有三个原因。首先,它造成石油价格上升。美国开战的时候,石油价格是25美元不到,而期货市场预计价格会在十年内保持这一水平。期货交易员了解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增长。但是他们预计主要来自中东产油国的石油供给与需求增长同步。

这一战争改变了这一等式。高油价意味着美国人(以及欧洲人和日本人)向中东石油独裁者以及其他地方的出口国支付数以亿计的美元,而不是用在国内。

而且,花费在伊拉克战争上的金钱如今并不像花在国内道路、医院或者学校那样刺激经济,而且也并不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学家谈论所谓如何通过花钱来刺激经济。难以想像把钱花在在伊拉克工作的尼泊尔承包商身上可以如何刺激经济。

随着美元大量外流,美国经济理应比现在看起来要差劲。但是,正如布什政府竭力通过不完整和误导的会计手法来掩盖战争的实际代价,美联储提供了大量的流动资金,且金融行业监管松弛掩盖了经济缺陷。

如此众多的钱涌入经济之中,而监管又如此不力,乃至于一家美国大银行的贷款广告是“生而合格”。这清楚地表明了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信贷标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战略奏效了。房地产泡沫带动了消费繁荣,而储蓄率降到零。经济弱点只不过是被推迟到以后。布什政府希望清算的日子在2008年11月以后到来。然而,2007年8月局面就显现出来了。

现在布什政府的反应是一项综合经济刺激的办法,而这一办法来得太少太迟,而且结构粗糙。近年来,房产股本贷款超过1.5万亿美元。与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是不够的了。基于房产价格只会上升这一信念的游戏结束了。

随着房产价格下降(而且会继续下降)以及银行对自身的财政状态不确信,贷款者不愿意借钱给人,而各个家庭又不愿意借钱。因此,尽管美联储向金融系统注入的额外流动资金或许防止了崩溃,但是它并不会刺激多少消费或者投资。相反,大部分钱会流向国外。例如中国就担心美联储的刺激手段将会提高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这一战争对于美国经济不利还有第三个原因。美国不仅已经在这一战争上每月花费高达1200亿美元,而且还在增加,但是大部分的账单还没有支付,例如从战场返回的40%残疾老兵的补偿和医疗费用。许多士兵的伤势严重。

而且,为这一战争提供资金的方式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战争都不同,可能与任何国家近来的历史都不同。一般情况下,交战国家在要求年轻男女承受生命危险的时候会要求大家共担风险——税收会提高,还有人讨论应该把多少负担转嫁到后人身上。在这一战争中,没有人讨论这些。美国开战的时候还有赤字,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布什却鲁莽地要求为富人减税并且还如愿以偿。这就意味着花在战争上的钱事实上是借来的。

两个世纪以前的独立战争以来,美国第一次向外国人借钱用来打仗,因为美国家庭没有储蓄。这一数字难以置信。国家债务在八年时间里增加了50%,而增加的1万亿美元花在了打仗上面。这一数目在十年内可能会增加两倍多。

谁会相信一个政府会这么快做了这么多破坏?美国以及全世界都会在未来几十年中付出代价来修复这些破坏。
(Project Syndicate供稿)

尼泊尔选举: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 陶短房

举世瞩目的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投票结束了,1760万选民中超过60%的人在这个山国的2.1万个投票点踊跃参加投票,从3937名各党派候选人中,选出601个制宪会议代表中的240个直选代表。

尽管选举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混乱:8人在各种骚乱中死亡,1名候选人遇刺,首都和南部地区还传出发生爆炸案的消息,但在12.6万官员、10.8万志愿者和13万名安全人员的努力下,在20多个不同倾向政党、1700多万选民的积极配合下,尼泊尔自1999年以来首次选举,同时也是决定这个古老山国未来国体、政体和前途的关头,终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最关键的一关。

由于经验匮乏、选举程序复杂和技术条件落后,据信选举结果要2-3周才能揭晓。等待是熬人的,结果是令人悬盼的,但对于古老的尼泊尔而言,能够完成这样一次选举,已经足以令其自豪。
虽然尼泊尔早在1959年就举行了首次选举,但由于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这次选举的成果仅保持了两年。随后,一个王权卵翼下的评议会统治该国达29年之久,没有投票,没有党派,也没有选举和民意,“朕即国家”的政体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顽强地维系着最后的命脉。

1990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党派生活和民选体制虽被恢复,但王权仍把握着诸如首相任命等最关键的权力。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各党派的软弱和纷争让尼泊尔人看到有限君主立宪政体的局限;1996年开始的“人民战争”和由此导致的国家分裂与流血,让尼泊尔人看到暴力夺权的巨大代价;2001年的皇室惨案,和随后贾南德拉国王逆历史潮流的解散国会、限制人权、自任首相,让尼泊尔人看到,不受或只受有限制约的王权,同样会给这个国家的未来留下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经过多年的斗争、磨合、争论、谅解,虽然政见不同,观点各异,但不约而同选择了一条勇敢的道路:制宪的道路,民主法治的道路,由民众自己把握国家和自身前途的道路,这就是制宪会议选举,和随之而来的国体、政体改革。

尽管各候选人、各党派观点不一,有的甚至分歧严重,制宪会议的权力格局,未来政府的人员构成,甚至这个有240年历史的王朝的命运,都还有待几周后选举结果揭晓,才能理出个大致的脉络,但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古老山国已踏上了一条崭新的前途。

未来由谁执政、政纲如何,甚至国号是否变更,国王是存是废,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全体国民的选票,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全民手中,尼泊尔已从专制迈向民治,自君主走向民主,这才是最关键、最值得大书特书的。

尽管选举结果仍需耐心等候,尽管围绕选举的风波争吵甚至骚乱,也仍会不时引起山国内外的关注和不安,但对于尼泊尔来说,选举的过程,远比其结果重要得多。
(纵横周刊供稿www.fawjournal.com)

印度的非洲竞争策略
◎ 陆南

本周举行的印度-非洲峰会被看成是非洲国家从新兴大国竞争中再次受益的又一次典型事件。
印度宣布,他们将把整个非洲项目的信贷规模提高一倍,从2003—2004年度的21.5亿美元提高至2008—2009年度的54亿美元。同时,印度将在未来5—6年内向非洲提供5亿美元援助贷款项目。在2006年11月的中非论坛上,中国向非洲提供了50亿美元的援助。而马上到来的5月份,日本也将在横滨展开和非洲首脑的峰会,经济援助必不可少。

面对多方竞争压力,辛格政府在整个会议期间极力回避与中国抗衡的话题。对于印度来说,在规模上和中日竞争显然不具有可行性。目前,印度和非洲每年的经贸额大概在202亿美元,而中国则已经达到550亿美元左右。

况且,也如印度官员所说,以私有公司为主体在非洲进行经济开发的印度,竞争力有限;在撒钱方面,印度方面受到的制约也更多一些。此次峰会可以清晰看出,印度方面想通过构筑不同的竞争策略,来达到获取能源的目的。

印度的非洲竞争策略是:更多地描述印非双方共同的挑战和价值观,产生的大概逻辑是:之前非洲大多通过原材料的输出完成贸易,而现在印度则将自己在信息技术、医药制造方面的优势传授给非洲国家,通过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ITEC)系统,对非洲进行人员培训,在非洲建立电话医疗系统、推进农业技术交流等,来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并解决首当其冲的贫困、饥饿和疾病问题。

但是,这些措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见效,却令人怀疑。至少到目前为止,印度在非洲采取的手段并不新颖,而且已有人权观察组织将抗议的目光转向印度。在苏丹,印度向巴希尔政权投资2亿美元,修建输油管道;它也不在意津巴布韦国内的政治问题,继续在该国投资。

唯一有优势的是,印度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和非洲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南非,现在居住着大概250万印度裔居民。而印度公司在本地也更倾向于雇佣当地居民,不容易像其他国家那样受到民粹主义的反弹。

所以,印度官员回避全面抗衡看起来显得颇有道理。在全面撒网的同时,他们显然正在深化印度洋合作策略,将重点经营的地方放在东部非洲印度洋沿岸地区。

在那里,辛格政府试图建立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外交策略,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当中国于2007年3月派出超过300名志愿者前往塞舌尔这一印度传统友好国时,印度外长穆克杰间接发出警告,“这一水域的安全和稳定对于印度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对中国自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开始的印度洋战略发展策略十分警惕,近年来加强了和塞舌尔、毛里求斯以及莫桑比克等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联系,推出了军舰巡逻、联合军事演习等举措。而这一地区也将成为今后中印两国竞逐的主要地带。

(纵横周刊供稿www.fawjournal.com)

◎ 春秋小议之鄢烈山专栏

从给“罢工”脱敏看仍有重提“实践”标准的必要

4月11日,深圳市政协委员、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在提交大会发言的书面材料中提出,罢工是市场经济摆脱不了的规律,也是目前社会能够接受的最好办法。他同时提出,在法律或制度层面应当对罢工作出相应的规定……看了《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这则新闻,我与网上众多跟帖的网友一样,深感欣慰:终于有人站出来讲这个话了,“这才是工人的代言人”!

王同信明白他说的其实是常识,是社会与世界通例。

既然“罢工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却“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呢?王同信认为“现在人们对罢工太敏感,这是传统体制留下的思想包袱”。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深圳要思想解放就应该甩掉这个包袱”的认识。我对他的看法极表认同,当然我认为不止是深圳,全中国都应该甩掉这个把罢工当禁忌的包袱。

不过,我由此想到,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仍然非常有必要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人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第一波思想解放,就是确立了“实践”标准(破除了两个“凡是”),第二波思想解放确立生产力标准(扫清了发展市场经济中“姓社姓资”的思想障碍),第三波思想解放要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破除GDP崇拜)。这样的概括当然有道理,但是我以为后二者是“实践”标准与时俱进的新内容,换言之,“实践”标准其实可以涵盖后二者。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难道不正是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吗?发展观是否“科学”,是否可持续,是否能达到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难道不也要由“实践”来检验吗?

承认并尊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就不会对客观存在的罢工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假装它没有发生过。诚如王副主席所说,劳资利益分化和对立是必然的;可以借用毛泽东的话说,劳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多年前在苏州的纺织博物馆里,我就看到关于明清纺织工人“叫歇”(即罢工)的碑文。

台湾的李敖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讲到“反求诸已,反求诸宪法”,随口罗列中国大陆的宪法认可的众多公民自由时,提到“罢工自由”。他不知道“罢工自由”在1954年宪法中是有的,那时候中国有私有制企业嘛;而现行宪法里是没有这一条自由的,因为它沿袭的是所有制改造完成后计划经济时代的条款,资本家都没有了,“罢工”与谁抗争呢?

那么,改革开放后有了“三资”企业,为什么没有在宪法里加进罢工自由呢?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前些年忙着“招商引资”,政策是向资方倾斜的,别说工人集体罢工不受保护,连个体维权申请劳动仲裁也很困难,要靠周立太这样的律师来“打抱不平”。

如今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动不动有工人跳楼或上街堵路维权,这未免令政府和社会太难堪。同时,如王副主席所说,“由企业单方面说了算的局面恐怕很难继续下去了,企业只有认真履行工资集体协商的法律义务,权利义务对等,才能使企业健康发展”。——这就是说,社会实践发展到了这一步,不正视现实,赋予工人罢工的权利,是走不下去的。只有承认了现实,才谈得上立法规范管理劳资双方的博弈,将罢工博弈控制在损失最少的范围。

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其实还有好多方面要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突破旧观念和现有条条框框的束缚。
(作者系杂文家)

◎ 说文解道之舒芜专栏
赞成新修《三字经》

看到4月8日《东方早报》报道的一条消息:《浙江宁波修订三字经 内容延伸至新中国成立》,提要云:“修订总体上遵循‘修旧如旧’,在此基础上将‘叙史’内容延伸到新中国成立,但新增部分不会超过全书的10%。将以前各版本中带强烈封建思想、不合时宜的内容删去,换上新的三字句。”
我特别注意对《三字经》怎样作基本评价,消息说“《三字经》成于南宋末年,是我国现存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儿童启蒙教材”,只是启蒙教材,没有把它鼓吹成“国学宝典”之类,这个定位很准确。

至于修订的基本方针,首先是“修旧如旧”。就是说,既是“修”过的旧,不是原来面目,又是“如旧”的修,不是面目全非,其次是强烈的封建思想要删改。就是说,封建思想强烈的必须删改,不太强烈的则不必删改。这两条基本方针我都很赞成。

消息所举删除的具体例子是,“将涉及‘三纲五常’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换成‘三教者,儒释道。三地者,川原林。’”这样改,严格说来还有些问题。“父子亲,夫妇顺”,只要不纳入“三纲五常”范围,作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对父子夫妇关系的要求还是适宜的,不一定要删去。儒家是不是宗教,也还有争论。但大致上可以了。

删改之外,还有新添的,集中在“叙史”部分,消息说除了将“自李闯,生气毁”换成“闯王入,明廷倾”等,将新添“辛亥年,民国兴。废帝制,建共和”等36字,归纳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这虽然还是朝代史的模式,但中国几千年历史本来就是皇权专制的历史,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民国以前的历史本来就是在朝代反复更迭中进行,《二十四史》反映了这个特点,让儿童发蒙时就获得这些历史常识还是适合的。

慨自“国学风”刮起来之后,什么瓜皮小帽、蒙学私塾,磕头跪拜、破铜烂铁,一起刮起来,刮得昏昏沉沉,混杂着扑鼻的铜臭味。难得看到修订《三字经》这样清醒理性的大规模举措。

据说修订后的《三字经》,字数控制在1300字,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争取以选修课的形式在全国中小学推广。这比什么将京戏到小学校推广也合适得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退休编审)

◎ 新史记之饕餮专栏
笑论俏秘书

秘书小袁,单名俏,人如其名,端的娇俏可人也。为学部稽查,以文牍随员巡视各大学焉。

俏秘书之随行,其本等也,上峰以文牍杂冗付其公干,亦无需置喙尔。不意坊间忽出图照,写真桂省某校一干执事吏员,大礼恭迎俏秘书,则美女施施然,吏员媚媚然,俏秘书婀娜于中,众官吏环伺胁肩,见者无不大哂且大恶之,何哉?其哂者,大学官吏谄媚之丑态也,其恶者,学部稽核之逼良为娼也。

盖学部之所谓“评估”,或有美意在彼,然则上有所喜,下必效焉,校不论大小,皆以重金美其外;学不论高低,必以虚饰讨其欢。符其格致者锦上添花,必不达标者公然作假。稽核以来,弊端累累;巡视而后,怨声沸沸。各校之执事吏员等,以学部巡视为钦差巡按,香车美女遂其所欲,饮食起居须臾伺候,校内则勒逼生员反复演练;校外则卑恭忍辱恐惧上峰。所谓稽核评估,大率如此尔。

是以俏秘书荣膺八府巡按之优渥,不足怪也。俏秘书固无过,坊间之小哂乃其必受也;各校官吏亦无大过,坊间之恶损乃其媚上之必报也;其首恶者,学部颟顸误国之大员也。
(作者系知名网友)

我们只能是推到哪里算哪里——周天勇访谈录

近期一本名为《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的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该书总撰稿是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为什么要改,改什么,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该书给出了一个权威性的、完整的、务实的、建设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在外界看来,中共中央党校一直扮演着中国共产党智库的角色,而此书又直指当下最为关注的政改,从而引发海内外较大关注。4月4日下午,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周天勇教授进行了访谈。

南都:《攻坚》这本书倡导并冀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近的像日本的明治维新,稍远点包括之前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典范。但当下我国面临的改革可能与之有很大不同,正像你书中提到的分权和放权策略一样,现在的改革已经指向执政者本身,这对执政者的胆略、勇气乃至智慧提出了一个怎样的要求?
周天勇:过去中国的改革也好,日本的改革也好,它一个好处就是集权。比如日本,皇帝想改,如果你不配合,他就换人,所以改起来相对容易。但是现在,改革肯定涉及到部门利益,虽然总书记、总理觉得要改,不改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当前的改革阻力还是很大。和过去相比,全世界都处在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之下,其次,国内推动民主政治的压力也比较大。再一个,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未来的压力,来自于未来的危机。我说的危机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当前的发展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第二个危机就是中国10多亿农民转移、劳动就业、收入和生活怎么办?第三个就是在目前这种政府管制下,虽然社会秩序在规范,但是整个社会没有了活力,没有了创业的动力,没有创新和创造力,根子是政治体制。

南都:除了你刚说到的保持经济活力外,另一方面,很多人还是很关注经济层面的公平问题。
周天勇:经济公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政府对创业管制得太严,连个就业、创业的机会都没有,公民和劳动者怎么样参与经济分配啊?第二,政府的一些经济体制导致了经济不公平,比如土地制度,银行体制。没有民间小银行,个体户、中小企业贷不了款,最后都给大企业、垄断企业把款贷了。再一个就是政府收上来的钱最后用到哪了?用到政府自己身上了,那教育、卫生这些就用不了,不公平。教育的资源都分给城里人、干部用了,那也是不公平。

南都:可能周老师是经济学出身,很快就将问题更多地限定在政府框架下的经济领域。但是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要进一步经济自由化,就必然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或许正是你近年转向政治体制研究的原因。
周天勇:我觉得首先要推进行政体制的改革,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肯定要和其他体制改革相衔接。比如说行政体制改革,如果说还是行政体制内部,什么执行、决策、监督三分,那肯定不行,一定要把一些重大的决策权,也就是立法权,交还给人大,监督权也一定要交还给人大、政协。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管住。这就要求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南都:我看到中央党校王长江老师曾提出一个很好的观点,主张需要承认一些组织的利益基础,同时建议要把政府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一些组织的利益区分开来看,然后才好界定各自的利益边界,并加以约束。你是否认同他的这些看法?
周天勇: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首先要在法律的框架下,依法执政。我觉得这里边要分清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共产党一定要代表人民利益执政,第二,共产党要创造条件让人民当家作主,来体现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而不是说你的事我来给你说了算,而是我领导下让你说了算。

南都:你能否通过其他路径进一步阐释一下王长江老师的这个观点?
周天勇:其实有些具体的制衡没有建立起来,如果说人大代表真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代表到会上一定要严格审查预算,那很大的利益就制约住了。我有个观点,要缩小人大的规模,不然它开不了会,近3000人怎么开会啊?其次,人大里面政府和“两院”的官员太多,一定要逐步退出去;再次,小国家可以一万个人一个代表,大国家可能一百万人一个代表,按选区选出来吗?至少不能说我来定谁就是谁。

南都:人大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审核预算,钱怎么来,怎么花,但是现在的预算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周天勇:我觉得这是个关键问题。把这个预算限制住,政府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制衡了。但是现在没有形成制衡关系,人大里面预算基本上就是没审。

南都:针对财政预算,你觉得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周天勇:现在财经委员会下有个预算委员会,应该是搞一个专门的预算委员会,再搞一个筹款委员会,筹款委员会审查你的收钱,所有政府收钱一定要通过辩论、批准。再成立一个预算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不仅是代表,就是这里边有一个由专门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班子,按照现代国家的体制,政府提前6个月把预算给我送过来,我给你仔细审。审完了以后交给要出席的代表,还有专家委员会,说我们审的结果是什么,哪一项不合理,哪一项合理,怎么回事,他们再去会议上辩论,应当是这样一个体制。

南都:许多西方学者说,在过去20-30年中,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甚至极有可能形成西方民主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西方的协商民主对我国的民主建设有什么借鉴作用?
周天勇:国外的协商民主是地区性的协商,政党互相竞争以后你就选你的议员,但是参议院里边主要是从地区里来的,一个地区两个,主要是解决地区性的问题,转移支付啊,资源税啊,环境补偿啊,像美国的参院就是这个,就是说众议院议完以后再到参议院,参议院主要针对中央和地方、联邦和州里的关系,再就是联邦与联邦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有一些民族关系。它和政党没关系。
在我们国家这个政治体制下,协商民主有没有用,有用,但是它解决不了地区性的问题。你说它怎么解决啊,民主党派全在北京,那你把这个方案报到政协里,根本起不了作用。按照我们设计的来,人大按人口比例的民主,政协按地区的民主。要么你重新弄一个地区院,要么你就改造政协,就这两种办法,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南都:这种地区性的问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纵向分权。1994年的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了一个利益主体,但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因为没有法定化而存在很多模糊的地方,目前的五级行政等级是否迫切地需要压缩到三级?
周天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肯定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说他们利益一致是假话。其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中央该管的事情中央没管,地方该管的事情,地方没有管。事权没有划分清楚,地方还有武装部、外事办,现代国家是根本不允许地方这么办的。现在有些地方事务,比如工商注册登记、产品质量等都要垂直到中央管,我觉得这整个不符合现代行政体制的运作方式。还有财权,现在我们正规税收渠道的钱,中央大部分拿走了,地方就乱卖地、乱收费、乱借债来补充。再有就是按事务来设置机构,导致地方不该有的机构一大堆,中央不该有的机构也有一大堆。另外政府的层级太多了,没有必要搞五级政府,现在的交通通讯这么发达,以前说新疆那么大没有几级政府运作不起来,现在一个视频会议就可以开了。

南都:不管是体制内还是民间,很多人都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决断时刻。你的这本书第一章就谈到了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你也提到了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当中,民间的力量是不是也应当对共产党自身改革有更大的帮助作用?
周天勇:体制外的力量,我觉得最大的还是新闻舆论、社会舆论。除了舆论外,我觉得应当更多地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来协同治理这个国家,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比如说乡,搞一个乡公所,再搞一个乡里自治,就完了。比如社区,搞一个业主委员会,搞个派出所,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去延伸政府机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一个是来自新闻舆论,但更多的还是来自实际我们面临的危机,就是党真正感觉到的危机。现在这种体制,把整个社会都管死了,地方政府搞大企业、大项目来完成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很多地方是政府富,老百姓穷。中央从正规的税里面拿走了很多,地方政府就卖地、乱收费、乱罚款。最后中央政府又搞和谐社会,转移支付以安定社会。我觉得这样社会是没有出路的。谁也不去创业,因为创业环境太恶劣了,不是一般的恶劣。什么原因呢?市场利益与无约束的各部门的公权相结合,市场的背后就是政治体制,就是体制卡在这里,如果这个体制不动,这个社会早晚会崩溃的。

南都:你说到要更多地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从这次的雪灾中,大家意识到,社会的一千只小手和政府的一只大手一样重要,但是社团法迟迟没有放开。3月的全国两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表示北京正在研讨改革方案。
周天勇:我觉得应考虑先发展哪些,后发展哪些,和怎么发展的问题。比如说商会等一些协会应该尽快发展。其次,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要尽快发展,村民自治能否再提高一步,扩大到乡镇一级?乡一级的政权以后肯定是不要的,不要了以后不让村民自治怎么办?你搞个派出机构,它还有一个自治机构,派出和自治相结合。

南都:相较于西方,我们没有自然法传统,没有源自罗马法而后在英国确立的法治传统,没有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相反是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历史。《攻坚》这本书主要是从显性的制度层面着手,但不容忽视的是,隐形的皇权文化意识深深地烙刻在我们的心底。而要培育现代公民,则必定要求教育要尽快摆脱一些禁锢,转到现代公民教育上来。
周天勇:和苏联相比,我们肯定不会最后以那样的方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是不值得的。普京说,“谁不为苏联的解体惋惜,谁就没有良心,但是谁要是走回斯大林时代,谁就没有头脑。”我觉得他的这两句话说得很经典,他们急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后推得国家解体了。以解体为代价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合算的。而像台湾地区和韩国,在他们的转型期间,政治上是集中的。只要在政治适度集中化,在经济上积极推进自由化,才有可能成功。因为社会结构在急剧地变动,地区发展差距这么大,多民族的一个国家,你想很快地推进民主,那是闹着玩的。而且我们国家还不像东欧那些国家,他们是很小的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你想像他们一样,根本不可能。今天我们只能是推到哪里算哪里,一步步地推比不推要好。

本报评论记者 亮棹 实习生 张磊 寇震

最无奈的是无奈
◎林达 旅美作家

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第一个念头是,幸亏有了改革开放。对我们个人来说,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职业和收入改变,旅行和迁徙增加,买东西不用票证。最重要的是,我们侥幸地赶上了末班车,重新进学校完成了我们的基本教育。这一切,对后代来说是那样的稀松平常不足为奇,对我们来说却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起死回生。这30年的变化,大概只有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肤之痛的体会。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以后,有一位儿时好友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全国最大城市的政协机关做秘书工作。在“文革”浩劫之后,这样的机关出现了年龄真空,老一代都即将“离休退休”,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正好赶上接班,前途无量。那时的机关有午休的习惯,午饭后是要睡午觉的。一天中午我就趁他们午觉的时候去市政协拜访老朋友,这位朋友给我看了他正校对的一件文稿,那是他为政协大会主持人起草的发言稿。想来那时政协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文稿是大字印刷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非常好。这一段发言稿一句一行,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表决某某市政协大会某某决议。”
“同意的请举手。”(看一下)
“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看一下)
“没有。”
“一致通过。”

在后来的20多年里,我好几次想琢磨这么一个问题:论人,当时的政协里面,聚集着我们社会最出色的精英,不少是我们听来如雷贯耳的鸿儒硕学,这些前辈在旧社会大多都有过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可歌可泣的奋斗经历,要说民主的理念和规则,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开拓者,还有谁比他们更清楚,可是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得了这样照着剧本演出的“民主”,他们怎么还能够一本正经而不感到荒诞呢?

我曾经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老了。老人和年轻人不同,不再血气方刚,不再能拍案而起,也许他们在想,政协重开,不管怎么说,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许多。尽管这是照着一个秘书起草的稿子照本宣科地演出预定结果的投票表决程序,尽管那括号里的“看一下”体现出工作的细致,实际上却是多么地伤人自尊心,但这总比“文革”浩劫强了一千倍。中国人从西方学民主,学到20世纪80年代,终于在他们这一代手里学成这个模样。这确实还不是他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可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现实,你只能从现实出发。

又过了二十多年,我现在渐渐地明白,那个时候,这些政协前辈恐怕更多的只是简单的无奈。面对发言稿上预先给你印好的“看一下”,你要么“看一下”,要么就退出这个游戏。这些前辈,也许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也许抱着渐进改革的希望,不管他们个人的原因是什么,不管他们心里明白到什么程度,他们要想在有生之年再做点事情,再为理想而奋斗一番,那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立足现实,只有参与到这个游戏里来,尽力而为。这就叫历史的局限。

如今我们也要步出中年了。我的那位好友,此后不久就终于忍受不了成天创作这样的文稿,抛弃官场大好前程,义无反顾地调到学校教书去了。我则越来越明白,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嘲笑那细致到家的“看一下”,却实在没有资格来嘲笑老一辈人。如果我们处在那一代政协前辈的地位上,不见得能有别的表现,不见得更能无愧地面对下一代。我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我们自己在改革开放30年里的作为。

别看我们这一代,似乎比上一代强很多。如果面对20年30年,或者50年100年后的人们,我们表现出的懦弱、无知、愚昧、心口不一,乃至于荒唐羞耻的地方,就太多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人和周围的人们,我们的城市和道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确实有了巨大变化,可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几十上百年以后,用那时人们的眼睛来反观自己,那么,值得我们羞愧的事情大概不会少于能够让我们骄傲的地方。后代们会大惑不解:明明是那么清楚的事情,你们为什么就看不清楚,如果是看清楚了,那怎么就没见你们写下过一个字来说明?有那么多重要的话题,你们为什么整整一代人,整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闭口不提?

如果现在就面对后代询问,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怕是只能请求原谅,我们实在是出于无奈。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后代将会指责我们这一代人,指责我们没有尽到公民责任,指责我们中没有大师,指责我们没有为后代建设起恒久的价值观,指责我们的低能和无为,指责我们没有保护好文化,指责我们破坏了环境和生态,指责我们留给后代一个个巨大的麻烦,而我们将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我们的无奈之处。

我的“三人主义”
◎ 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本来我写文章不爱用“主义”一类大词藻缘饰自己,因为我不是个系统的思考者,大多情况下都是“缘事而发”,就事论事,何必抗个大招牌以诱观瞻呢?可是读了熊培云先生的《我的三生主义》(2月14日《南方周末》)使我突然有所领悟,顿生效颦之意,也说一下我的“三人主义”。所谓“三人”就是指“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权说”。

也许这些所谓“理论问题”现在不能吸引眼球了,除了“人权说”还稍有点“敏感度”外,其它两项早已被视同平常了。可是在改革开放前完全不是这样,例如“让世界充满爱”几乎是许多赈灾义演晚会上必唱的歌曲,如果放在三四十年前必然会被当做重大政治事件的。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反修斗争中,我们总结出“赫鲁晓夫一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经验教训时,就有一条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过早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联系了1936年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新宪法时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批判了歌词中宣扬的“人类团结成兄弟”——“人类是分成阶级的,敌对阶级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怎么能‘成兄弟’呢?贝多芬分明是欺骗。”因此爱憎分明的雷锋只有对“同志”才会有“春天般的温暖”;对阶级敌人则“冬天般的冷酷无情”。

1958年巴人(王任叔,1924年的老党员,曾任驻印尼大使)发表《论人情》,提出人有共性“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反对“无情文学”,倡导“人道主义”,马上成为众矢之的。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文革”中遣返回乡,被迫害而死。仅仅说到人应该有“爱”,结果受到如此冷酷无情的待遇,这些是现代青年能想到的吗?那时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笼罩下,谁敢说“爱”呀(除非是政治抒情,对象还要选准)!因此,当今每听到流行歌曲歌词令人腻烦的无尽无休、翻来覆去地念叨“爱”时,有时也以此自解:这就是那时的报应吧!“人权”这个概念,除了50年代初在个别场合使用外,它几乎就是一个禁语,被视为帝国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人权”这个词都很难作为正面语汇见诸报刊的。

读者别以为上面说的仅仅是个“秀才官司”,实际上这些观念是贯穿到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中,不仅“秀才”懂,老百姓也知道。“窝里斗”本来就是我们的传统,何况又能比附“阶级斗争觉悟高、路线斗争觉悟高”的美名呢?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了,社会氛围被毒化了。人们或是互相猜疑、互相提防,壁垒森然;或是你往我来,鸡争鹅斗,呶呶不休。生活时时处在紧张状态,不能全心全意致力于建设,大大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且也使得人们丧失了生活的乐趣。真正能够在“与人奋斗”中得到乐趣的只是少数的善于跟风、善于“称王称霸”的社会强者。对于被斗者则其苦难言,对于大多民众则输入了冷血,人们常说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所谓“狼奶”就是围剿“三人”的种种歪理邪说。这些造成了没有战争的年代却很少有太平光景,人们随时处于紧绷绷的状态之中。

《论语》中的名段“公西华侍坐”章中,孔子让他的几位学生“各言尔志”,为什么单单肯定曾点向往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因为这是太平社会的缩影,只有在衣食无忧、没有战乱的时代,人们物质生活又有一定的保障才会有这样极度放松的心境与情态,这在当时是稀缺的,所以深得孔夫子的赞美。民众生活的安详与社会普遍和乐情态的互动形成了我们现在常说的和谐社会。应该说这是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三人”的实现才会有社会的和乐状态,拒绝“三人”实际上就是粉碎了普通老百姓的梦。

1978年以来人性论、人道主义虽然也几经风雨,现在终于登堂入室,没有敢公开拒斥了,“人权”虽然已经在2004年写入《宪法》,但还有人在定义上撕来扯去,想把它局限在“生存权”上。他们不懂得,即使是皇权专制社会也没有否认“生存权”的,《白石老人自述》中写到在清朝齐白石湖南老家百姓有去大户家“吃排饭”的传统,如闹大灾,没饭吃的农民可以成群搭伙到大户家开仓做饭,不被视为犯法行为;清末民初的杜亚泉先生也说江南等地若逢灾年,饥民抢食物吃,官吏一般不追究。这些行为的思想背景就是对生存权的肯定。现在时经百余年,经济总量翻了几十番,谈人权仍然在“生存权”上转来转去,社会进步体现在哪里?其实人权定义很简单,就是指人的自然天赋和社会赋予的权利。天赋权利包括生存、温饱、发展和受到尊重;社会赋予的则是各种政治权利。总之人权就是人们要求幸福的权利,各项政治权利的实现是人们求得幸福的保障。

几十年来,许多人因为“三人”而倒霉,受到各式各样匪夷所思的待遇,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到老不能忘情。在此再谈“三人”,希望得到读者的关注,更希望它能够成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和广大民众处世的方式。

文化讨论的百年轮回
朱学勤

各位校友:

此次全球校友会只设一个人文分会场,似不应该。但主题不错:“中国文化是否还有前途?”讲演结束时,我会交代为什么以这句唐诗表述我的看法,什么是“猿声”,什么是“轻舟”。现在,请允许我以此讨论“文化讨论”在百年中国曾经出现过的几次较大波段。

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海外。
梁启超检讨此次制度变革为何失败,向更为宽泛的文化方面寻找替代,虽穷乡僻壤愚夫愚妇亦难辞其咎。梁氏据此提出“新民”说,将少数政治精英人谋不臧更换为文化决定,四万万人皆有份。但他尚未否定制度变革之必要,只是看不出政治改革更多来自利益觉醒,而不是文化决定。利益觉醒当然有赖于启蒙,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启蒙,更多因素发生在知识分子的视野背后,如经济活动刺激起权利觉醒。

试想1787年费城制宪,那时的北美13州民众并不见得比我们100年后的民众更不愚昧,文盲也是十之八九。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三人手书87篇文章,耐心解释55人会议为何不是那样而是这样制定宪法条款,终于说服你们的“愚夫愚妇”公投通过。如果他们不从具体的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技术性环节进入,而是泛化为形而上文化辩论,凌空蹈虚,将宪法是否通过说成是两种文化、乃至两种国民性之间的伟大替代,美国是否还能有这部宪法?以后一有宪政危机,即将政治分歧扩大为“文化讨论”,选民必须改造好“国民性”才能参与政治,美国今日是否还有宪政?

但在中国,由于传统士大夫只会谈论文化,除了文化,还是文化,近代工商阶层亦未出现,那种貌似深刻大而无当的文化话语却能风行一时,甚至风行一个世纪。以后京城里凡有政治失败,知识分子大都将其归咎为“鲁庄百姓愚昧不化”,由此推论政治变革实为肤浅,只有引爆全民文化再造,方为深远。

这种奇怪现象,只能让人想起几乎与美国革命同时,法国革命及其知识分子才有如此嗜好。而伯特兰·罗素则一语破的:在先进的国家,是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的国家,是观念引起革命。

二、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西文化差异。
当时恰逢第一代留学生学成归国(现在我们叫“海龟”),文化运动沛然兴起。这一运动更替旧中国知识体系与古典语码,如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功不可没,几乎类似路德再造德意志语言。但也留下危险火种,潜伏有文化革命之内在呼唤,倘若有外来势力推动,很可能会燃成燎原之势。这一外来势力果然发生,五四运动将中国引向以俄为师,即为划时代标志。鲁迅在制度变革上有虚无主义倾向,但以其留学日本的褊狭感受,再经德国尼采哲学点化,承续“新民”为“树人”,终于提出“改造国民性”之危险主张。新文化运动当然拥有其反对派,但反对派在相反方向上同样强调文化比制度更为重要,只不过价值立场相反。后者认为决定性的文化因素不是引进西方文化,而是要保守本国的特殊文化。

在对立的两边,我们或能看到他们在分享同一个逻辑预设:问题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文化。一派是文化上的普遍主义,一派是文化上的特殊主义,用今天后现代语言,或称文化相对主义。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此时在文化上持普遍主义,并以此论证向中国引进西方俄国的共产主义,在文化上具有不可阻挡的正当性,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派论争反反复复,多次出现。
就世界范围而言,热衷文化辩论的知识群除中国外,还有法国、德国与俄国,而此类民族在文化高高向上的同时,制度建设总是画出一条向下溃散的抛物线。最终改变中国当然不是书斋里的文化辩论,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说战场上的军事领袖也有文化立场,我们则需记住最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毛泽东是文化普遍主义者,蒋介石是文化相对主义者。毛泽东以此论证他的以俄为师,蒋介石则以中国文化特殊论既轻蔑英美自由主义,也反对俄国共产主义。

四、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俄为师压倒一切。
问题不再是是否引进西方的制度,而是引进西方哪一种制度,是英美制度,还是俄国制度?毛泽东的回答是一边倒,不仅在外交,更关键的是对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们把此时社会气象归结为制度正确,“最根本的胜利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提出“国民性改造”的知识分子首先进入被改造序列,文化争论显得可笑,甚至多余,终于出现难得的休眠。

五、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失败,饿殍遍地,制度实践出现严重挫折。
毛泽东再一次将此挫折归结为文化根源,文化战争由此死灰复燃:是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旧文化妨碍中国人紧跟他的伟大步伐。毛泽东在此时孕育他的文化革命,当然有具体的政治原因,所谓“大权旁落”。但他在政治危机之下还要挖掘一个民族的文化老根,则使人想到他年轻时候崇拜的精神偶像梁启超。梁启超在经历上述政治失败之后也曾如此思考。

除梁启超外,毛泽东也分外想念鲁迅,所谓“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毛泽东五四时期接受的文化乳汁,经以俄为师的教义点化,此时是以非常僵硬的斯大林式教条出现,如“阶级斗争”,如“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但剥离其斯大林外壳,还是能够看到青年毛润之与晚年毛泽东在这里合二而一。我们似应承认,发动文化革命的毛泽东或许并不是如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的那样——他背叛了五四精神,不,我的看法相反,正因为他是五四文化革命的遗嘱执行者,这才有将政治危机泛化为文化革命的实践。

六、1966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毛泽东将根本问题归结为文化领域是否能引爆革命。
柏拉图2000年前提出“哲学王”蓝图,但只有这一次,才是落到人间实处的难得试验。因此,它也是全世界文化决定论者具有史诗意义的“伟大节日”。今天在座各位校友中,一定还有校园左派,恐怕还在怀念那个伟大节日?这种“人文乡愁”外形高尚甚至楚楚动人,恕我直言,却是一种十分自私而且冷酷的“文化自恋”。“人文乡愁”曾不止一次地贻害诸如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它们的知识分子初期多半无力抵御这种诱惑。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一“伟大节日”还有另一面,即人类文化遗产旷古未闻的浩劫灾难。

历史如此吊诡,似乎只是为了证明:在政治上将文化替代抬得多高,很可能就在同等高度上将文化狠狠摔下,并将其“砸烂”。通向天堂的道路并不是通向天堂,而是通向地狱。

七、“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开始。
但是,中国知识界最为热衷的话语还是文化,而不是制度。这大概是为了证明“文革”与“改革”天差地别,却也仅仅是一字之隔?最为憎恶“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文革”结束之后还是热衷讨论文化,除了文化,还是文化。

尽管发生文化热的原因不难理解:是政治上的禁锢或挫败,使得知识分子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来曲解,曲解也是一解。但时间一长,策略性话语变成真实话语,所谓弄假成真,久假不归,曲解就成了正解。越来越多的后起者果真追寻到远古时代的孔孟学说,认为是这些古代学说以及在民间的流传要为中国的制度落后负责。孔孟在中国第三次背起黑锅: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改革开放新时代。如此长时段的滑稽,我们的文化讨论终于获得其应得的讽刺:这是荆轲刺孔子,而不是荆轲刺秦王,或如西谚所言:演一出《汉姆莱特》,却没有丹麦王子。

八、在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政治环境激变之后,另一些知识分子终于上场。
他们也是文化决定论者,只是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制度变革,理由恰恰在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文化!他们开始以文化决定论的另一极——文化相对主义为制度不改革辩护。如国学“热”,如“北京文化宣言”,如正在西方各大都市赚钱的“孔子学院”。

人们可以看到文化讨论在中国有多么顽强,百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文化普遍主义者以此论证制度变革还有更深层面,文化相对主义者则同样以文化干脆反对制度变革。只是他们脚下的这个制度并不领情,百年来已经变了不止一次。但是,关于变革还是维护制度的文化话语,还是没变。有了正极,还有负极,他们相互配合,各画半圈,终于画圆了一个圆。

九、具有审美价值、值得观赏的并不是这个“圆”,而是这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
它发生了一个智商很高的反向运动,从文化普遍主义滑向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就是一个智商低能者也能看出,此时如果需要维护而不是改革既有制度,最好的辩护士当然是文化相对主义——中国特殊论,就像蒋介石当年所说的那样;而不是文化普遍主义,就像陈独秀、李大钊当年所说的那样。

意识形态的上游与下游在这里发生结构性冲突:为这一制度引进中国,论证它文化正当性的是普遍主义;为这一制度不可变革,论证它文化正当性的却变成了相对主义。一条河的长度只有一百年不到的距离,人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可以看到这条河的上游与下游近距离打架。这正如主流意识形态最近一个聪明举措,将“文革”样板戏唱段引进中小学课堂,那些唱段中最为精彩的一句台词是:“沙奶奶与阿庆嫂打起来了!”

九九归一,幸好中国还有政治进步,而进步发生在文化讨论的视野背后。前不久,我们中国台湾产生新一届领导人,选举失败者谢长廷在致词中说:“此次失败,不是民主制度的失败,而是我个人的失败。”当时我屏息噤气,真害怕他顺嘴说出一句“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也不是民主制度的失败,而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我不喜欢谢长廷,但听到这里,终于放下心来,长舒一口气。再加上其他因素,我认为这个失败者演说要比胜出者马英九更为出色。尤其是这一句台词,这个失败者太有可能说出另外一句话。相比100年前梁启超面对类似失败的文化话语,谢这个新败演说要老实得多。

中国话原来是能够这样说的,而且终于这样说了,这是又一次白话文胜过文言文的伟大胜利。尽管是第一次,但毕竟可以向各位证明,100年来我们这里发生了这么多的文化讨论,热闹极了,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然而,“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的中国最终还是有救。
(本文系作者在哈佛大学全球校友会上的讲演,本报有删节)